1935年上半年的四渡赤水戰役是驚心動魄的運動戰。紅軍能夠迂回穿插、聲東擊西，突破10倍于己敵人的圍追堵截，靠的是什么？除了必須承認毛澤東高超的指揮藝術外，還有一個極其關鍵的因素：保密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神秘的軍委二局

1939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時談起長征，他說：“沒有二局，長征是很難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著燈籠走夜路。”

毛澤東說的“二局”，是紅軍總司令部一個極重要的單位，總共只有幾十個人，在局長曾希圣、副局長錢壯飛的領導下，憑著小功率電臺收報機，在長征中24小時不間斷收聽各路國民黨軍隊的電報，成功破譯了敵人千變萬化的密碼860多種，摸清了蔣介石“圍剿”紅軍的戰略部署，對敵人的一舉一動都掌握得清清楚楚，不僅是紅軍征途中的“燈籠”，還是紅軍領導人的“千里眼”“順風耳”，為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發揮了巨大作用。

據長征中做電臺偵聽工作的鐘夫翔回憶：“搞偵聽的有好幾個臺，每臺都抓著敵人的一兩個軍，什么時候都聽著它。那時敵人通報用密碼，通話用明碼，有時加點英文。他們在通話中什么都談，部隊行動到什么地方，都互相告訴。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敵人的動向和駐地。另外，當時敵人使用的密碼也比較簡單，很容易破譯。”這些回憶清楚地表明，當年紅軍嚴密地監控著敵人的一舉一動，只不過為了保密，只有極少數領導才能了解情報內容。

1935年2月6日，蔣介石任命云南省主席龍云為“剿匪軍第二路軍總司令”。7日，龍云發出“作戰方略”電令：以川軍主力固守古藺、敘永等縣及長江沿岸，防堵紅軍北渡；以川軍三個旅向安邊、屏山一帶布防，兩個旅向灘頭、普耳渡、鹽津地區布防，分別依托金沙江、橫江防堵紅軍西渡；以黔軍一部固守土城、赤水地區，防堵紅軍東進。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回師東進、再渡赤水、重占遵義”的主張。紅軍對龍云的絕密計劃不可能未卜先知，但這針鋒相對的措施卻清楚地表明紅軍已經完全掌握了龍云剛下達的“作戰方略”。2月11日，中央紅軍出其不意，回師東進，從敵人的空隙穿插出來，將10倍于己的敵人拋在長江北岸和烏江西岸，爭取了作戰的主動權。

二渡赤水后，毛澤東就親自主管軍委二局，要求絕對封鎖破譯敵軍密碼的消息。為了加強電臺保密，二局副局長郭化若制定了許多具體紀律規定：不許兩個電臺之間隨意通話，利用電臺密語代替電臺名，在電報密碼本上再加密碼表，密碼表經常更換，重要的軍事秘密一報一密等。為防止部隊行動泄密，毛澤東還采納郭化若的意見，命令電臺的電鍵交給自己的警衛員攜帶。這些措施效果顯著，保證了紅軍的軍事秘密萬無一失。

紅軍攻打遵義城時，國民黨薛岳手下吳奇偉率部趕到遵義附近。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二局及時偵聽到吳奇偉的軍事部署以及其設在忠莊鋪指揮部的具體位置。毛澤東等軍委領導人經過研究后認為，吳奇偉兩個師屬孤軍深入，決定圍殲，命紅一軍團主力直插忠莊鋪，首先打亂敵人的指揮。隨即，紅一、紅三軍團發起進攻。國民黨潰不成軍，吳奇偉僅率一個團的殘部狼狽逃出紅軍包圍圈。

紅軍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古藺后，截獲了蔣介石將在3月16日于古藺地區“聚殲”紅軍的電報。毛澤東認為，要進一步擺脫敵人的圍攻，只有再繞大圈子，借道云南，渡過金沙江，才能跳出包圍。為了實現這個戰略目標，紅軍趁敵重兵被甩在川南，貴陽兵力空虛之際，決定南渡烏江。3月30日晚，風雨大作，正在渡江的紅軍發現，國民黨周渾元、吳奇偉兩縱隊在離紅軍主力很近的地方。深夜，江邊的紅軍總指揮部內燈火長明，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朱德、劉伯承等人聚在一起。正當大家苦于無法擺脫當前險境時，曾希圣提出一個妙計：利用我掌握的敵人密碼和電文格式，冒充在貴陽的蔣介石給周渾元、吳奇偉發電，將兩部主力調開。毛澤東、周恩來等當即同意。假電報發出后，敵軍果然異動。紅軍避免了一場不利的血戰，3月31日午后全部順利渡過烏江。

渡過烏江后，毛澤東再次把“調出滇軍”的意圖隱蔽起來，分兵作東進湖南的姿態，主力則進逼貴陽，并且一反常態，大張旗鼓地亮出“打到貴陽去，活捉蔣介石”的口號，迫使蔣介石急調滇軍出境“護駕”。而紅軍卻在貴陽城郊突然轉向西南前進，準確而及時地在敵軍即將合圍的30公里缺口間穿出包圍圈，于4月9日從貴陽、龍里間越過湘黔公路南下，然后向西疾進，長驅直入云南，震動云南全境，令蔣介石再一次扼腕長嘆。時任紅軍總部作戰局局長的葉劍英曾說：“在龍里、貴陽之間不過60華里的地方，紅軍進進出出，局外人看來非常神奇，但我們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條，是靠二局情報的準確及時，如果沒有絕對準確的情報，就很難下這個決心。”

紅軍的朋友會

四渡赤水期間，紅軍之所以敢在云貴川境內采用大規模的運動戰，把一切追蹤之敵遠遠甩在后面，有兩個關鍵因素：除了能夠掌握國民黨軍隊視為最高機密的通訊情報外，地下黨組織的秘密活動也功不可沒。

紅軍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古藺，中央縱隊一部經印合山到達鎮龍山。軍委先遣工作團政委、紅一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劉曉接見了地下黨員丁伯夫、鄧叔明、唐運森等人，對他們說：“中央紅軍要在川滇黔邊區建立新根據地，需要地方組織配合發動群眾，做好地方工作，發展黨團組織，在條件成熟時，可以組織武裝起義，配合紅軍主力作戰。” 立即指定由丁伯夫負責領導當地工作，并表示今后由代號叫“巴東”的部隊同他們取得聯系。

會見后，地下組織遵照劉曉的指示，在群眾中組織了“紅軍朋友會”，積極協助紅軍，當向導、打土豪、籌辦糧草；還動員一批貧苦農民和婦女負責掩護和照料紅軍傷病員，選定偏僻房屋作為隱蔽療傷點。通過“紅軍朋友會”的廣泛宣傳，加之紅軍軍紀嚴明，所到之處都讓窮苦百姓感到與國民黨軍隊的天壤之別。

3月10日晚，中央軍委在貴州境內的茍壩召開會議。會上，毛澤東不顧絕大多數同志的意見，堅決不同意攻打打鼓新場，因此他還被撤銷了前敵司令部政委一職。不過，還沒超過24小時，他又官復原職了。原因是毛澤東半夜提著馬燈找到周恩來，請他把進攻命令暫停，周恩來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并于11日一早開會說服了大家。事實證明，毛澤東是對的。此后的情報表明敵人已經掌握了紅軍的動向，在打鼓新場布下了口袋，就等紅軍往里鉆。周恩來感慨地說：“如果我們貿然打打鼓新場戰役，必然造成紅軍重大損失，后果不堪設想啊！”

毛澤東為什么會不顧絕大多數同志的意見，固執己見呢？他為什么能察覺到蔣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場一帶調兵遣將？事實是，在召開茍壩會議之前，毛澤東接見了幾位“地方同志”。他們是潛伏在畢節專員公署任總務科長的盧志英、平正的陰陽先生山登銘、平家寨的仡佬族人芶敖德等，為了保密，當時毛澤東告訴大家談的是“根據地建設”。

紅軍三渡赤水再次進入古藺，古藺地下黨在石寶與代號叫“巴東”的部隊秘密取得聯系。他們組織了數以百計的進步青年群眾，提前秘密安排在紅軍進攻路線的不同地方。隨著國民黨軍隊的潰退，他們大造聲勢，邊跑邊喊“紅軍來了，紅軍來了，前面打死好多人哦”，導致國民黨軍誤認為紅軍主力打過來了，只顧盲目逃竄，成功配合中央紅軍迷惑敵人，保證了四渡赤水計劃的成功。

四渡赤水與古藺

四川瀘州古藺縣是紅軍長征轉戰時間最長和轉戰地域最廣的縣，在此留下很多遺存。

20世紀50年代，古藺縣革命史事調查工作組在太平渡開展調查工作時，當地群眾紛紛反映：“紅軍來太平渡期間，李家大院后面的房子上豎有好多根竹竿，竹竿上還有鐵絲嘞。” 70年代，毛澤東四渡赤水期間的警衛員陳昌奉來到太平渡，證實了那就是紅軍四渡赤水期間總司令部設立的機要室，該機要室于1976年開放參觀，現在仍保存完好。像太平渡這樣的紅軍機要室舊址，魚化紅軍村也有。太平渡還現存有紅軍地下黨支部活動舊址，二郎紅軍街有紅三、紅五軍團作戰通訊部舊址，雙沙紅軍總司令部駐地有機要偵聽室舊址，龍山有“紅軍朋友會”舊址和地下黨支部活動舊址。這些寶貴的遺存佐證了保密工作在四渡赤水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四渡赤水太平渡陳列館”的展陳文物中，“紅軍無線電絕緣板”“紅軍復寫骨筆”、朱德1935年3月20日15時發布的“關于一軍團派先遣部隊控制太平渡淋灘的指示”、中央軍委1935年3月20日17時發布的“四渡赤水河的行動部署”等都涉及保密工作。其中還有一本十分珍貴的《絕密號譜》，這是一本五線譜號碼本，是原紅軍司號長謝金成保存下來的。當時軍委專門為號譜設有保密誓詞：“失命不失譜、失譜必失命。”紅軍四渡赤水時，司號長謝金成負傷掉隊，《絕密號譜》來不及交給上級，就秘密保存下來，直到建國后主動獻出。由此可見，在特殊時期，紅軍把保密工作提到了比生命還重要的高度。

（作者單位：四川省古藺縣保密局，原載于《保密工作》201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