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20世紀20年代，一股研究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的熱潮在我國蔚然興起，大批青年精英赴蘇留學，回國后成長為革命的骨干。陳為人就是其中的一員。

1921年，陳為人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后，他曾擔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等職。其間，他兩次被捕入獄。

1931年年底，在黨組織的營救下，陳為人走出牢獄。1932年下半年，組織上安排他管理中央文庫。陳為人深知責任重大，立下誓言：“如果出現問題，到了無法挽救的時刻，我就放火燒毀自己的家，與文件俱焚。”

為避免引起敵人注意，陳為人與妻子韓慧英偽裝成富商家庭，將文件保存在家中。根據保密要求，文庫工作人員必須嚴格遵守秘密工作紀律，獨址居住，獨立活動，不參加黨的會議，不參加示威游行、撒傳單等公開活動，以免敵人盯梢、破壞。

此后，陳為人便不再參加黨的任何活動。白天，夫妻兩人分別做生意；晚上，則緊閉家門，通宵達旦地整理文件。他們把厚紙文件抄到薄紙上，把大字抄成小字，把文件四邊無字的空白裁去，以盡量縮小文件體積，便于妥善保管和隨時轉移。

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工作，所有文件均按時間、地區、部門、問題等分類整理完畢，并重新裝箱。文件的運進調出，完全由韓慧英負責對外單線聯系，這也是夫婦兩人與黨的唯一聯系。

當時，上海的斗爭形勢異常嚴峻，一旦情況有變，必須立即轉移文庫。為此，陳為人夫婦在幾年中多次轉移住處。每次轉移，最擔心的就是一箱箱文件，所幸幾次都順利完成任務。

有一次，他們甚至轉移到法租界霞飛路一位老婦人的樓上。她的兒子是巡捕，整天張牙舞爪地滿街亂抓共產黨員，卻不知自家樓上就住著真正的共產黨員。

1935年2月，韓慧英外出接頭時不幸被捕。得知此事，陳為人的第一反應就是馬上轉移文庫！黨的秘密條例規定，存放檔案之處必須是獨幢房屋，可要馬上找到既安全又合適的地方實在不易，何況租賃單幢房子還得有擔保。陳為人想盡辦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興坊15號（今西康路560弄15號）的一幢二層樓房，對方竟然開價月租30 塊銀元。盡管異常昂貴，陳為人還是咬牙租了下來，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入住，安全轉移了中央文庫。

此時，陳為人已與黨組織失去聯系，斷絕了經費來源。他既要為保護文庫支付高昂的房租，又要撫養3個孩子（大的不過5歲，小的才滿周歲），原本清貧的日子愈加困窘。

為了保護文庫，他還不能出去工作，只能靠典當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當時，全家每天以山芋稀粥為食，燒飯的煤球都要數著用。他先是變賣了二樓的家具，又賣了能賣的衣服，最后甚至連鐵皮罐頭之類的零星物品都賣光，只保留了一樓的擺設，維持著一個“老板”的門面。

最后實在迫不得已，陳為人寫信向遠在河北的妻妹韓慧如求助。韓慧如接到信件，想都沒想就帶著自己積攢的300 塊銀元，火速趕往上海，幫助陳為人一起保護文庫、照顧孩子。

300塊銀元也不過杯水車薪，陳為人卻總是先付房租，再安排一家的伙食。為維持生計又不被人看穿，他趁著天黑出門買山芋，回來后悄悄堆在亭子間。最困難的時候，一家人一天只能吃兩頓山芋。

可憐的是三個孩子，饑冷難挨。小女兒過冬的褲子就是包文件的包袱。為防止她經常餓哭招來麻煩，陳為人只好把她的手指頭塞在小嘴里止哭。一天午飯，大孩子沒吃飽，向爸爸討食：“我還要吃。”陳為人騙著孩子說：“別吃了，這是吃點心呀！ 點心、點心，就是點點心的，不能吃飽。”

孩子接著問：“為什么我們天天吃點心呢？”看到孩子愁眉苦臉的樣子，陳為人不知作何回答，只好強作歡顏對他們說：“來，我和你們一起跳舞吧！”孩子們坐著不動，陳為人就自己先跳，逗得他們高興起來。

生活上的艱辛沒有壓倒陳為人，他內心最焦慮的是與黨失去了聯系。由于忍饑挨餓、缺醫少藥，陳為人之前所患的肺病加重，可又無錢醫治，只好吃生蘿卜。即使如此，他白天挨餓，晚上還是拖著病體繼續整理文件，或者到外面奔走尋找組織聯系。

1935年年底，韓慧英出獄回家，給這個家庭帶來一縷溫暖與陽光。1936年下半年，他們終于找到了黨組織。中央特科負責人徐強回想起當時接頭的情景，至今難以忘懷：“我見到為人，他臉色蒼白，身體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錢，又不敢找朋友幫忙，肩上的擔子重啊！”在與徐強交談期間，陳為人始終保持警惕，徐強多次問到他的住址，陳為人都沒有講。

考慮到陳為人的身體狀況，黨組織決定將文庫移交他人保管。卸下幾年的重擔，陳為人一回到家就大口吐血昏倒在地，半年之后病重不起，于1937年3月病逝，年僅38歲。

（根據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提供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