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文章是鄧穎超為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六十一周年而撰寫的，原發表于1982年6月30日的《人民日報》。在鄧穎超眼中，周恩來是始終嚴格遵守黨的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今天，我們重新刊發這篇文章，希望廣大黨員干部以老一輩革命家為榜樣，嚴格踐行黨規黨紀，特別是要結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要求，站在嚴守政治紀律的高度，做嚴守保密紀律的模范。

真是光陰似箭，又如流水。

我常回憶起我們黨在創建初期的一些情景。那時的中國，各派軍閥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操縱下，封建割據，混戰不已，黑暗勢力猖獗，人民災難深重。中國的先進分子努力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他們以極大的影響和啟發。很多人向往社會主義，掀起了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熱潮。我們的黨就是由這些先進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倡議建立的。它堅信馬克思主義，代表中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有嚴格的組織原則、嚴格的紀律，所以它一誕生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之間盡管四分五裂，互相傾軋廝殺，但對共產黨這個新的力量，卻都視若大敵，比作洪水猛獸，都要把它扼殺撲滅。

在強大的敵人面前，我們黨靠真理，靠群眾，靠一支有覺悟的黨員隊伍，不斷英勇搏斗。我們二十年代的黨員入黨的時候，雖然不像現在這樣掛著鮮艷的黨旗，舉行莊嚴的宣誓儀式，但它的嚴肅、莊重，仍使每個同志終生難忘。當黨組織的負責人（或介紹人）宣布接受自己成為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的時候，當他有力地宣布共產黨員應該遵守黨的守則的時候，自己的內心是十分激動的，下定決心誓為革命犧牲一切。我現在還可以清晰地記得守則的內容：遵守黨綱黨章，參加黨的組織，服從黨的分配，定期繳納黨費，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因為那個時候的黨組織處于秘密狀態，對黨員遵守紀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別重視，抓得很緊，至今印象還很深刻。我今天就談談在黨內幾十年政治生活中，我親眼看到的一個始終嚴格遵守黨的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周恩來同志。

恩來同志和我入黨的時間不同，地點各異，建黨初期也沒有在一個地方共同工作，所以那時我們誰也不知道誰是什么時候入黨的。我們在通信中間，從來沒有提起過黨的紀律不許說的事情。我們僅僅談論自己和朋友們的思想認識，或者傾吐自己的理想，訴說對革命的向往。直到他回國后經過組織的溝通，我們彼此才知道都是黨員了。

結婚以后，恩來同志和我曾經協議，兩人可以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機關工作，但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幾十年來，我們都遵守了這個協議。現在看來，夫婦不在同一個具體部門工作是比較合適的。同時，我們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況下都嚴格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機密。因為我們認為黨的紀律對于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 

一九二六年冬，恩來同志從廣東調上海工作，我仍留在廣州，相互間音訊不通。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我還不知道是他參加領導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恩來同志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持斗爭，后來接到黨的命令，他轉移到武漢。我在廣州的住所也遭到國民黨的搜查，同住的三位同志當即被捕，一人次日即被槍殺，兩人終于死在獄中了。那時，我因為難產還在醫院里，依靠黨組織的及時通知和群眾的仗義幫助，才得以脫險。不久，汪精衛又背叛革命，寧漢合流，我們全黨轉入地下秘密狀態。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鎮壓，我們黨中央研究了當時的局勢，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擊，并決定派恩來同志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到南昌去領導這次起義。七月十九日，要離開武漢的時候，在晚飯前后才告訴我，他當晚就要動身去九江。去干啥，待多久，什么也沒有講。我對保密已成習慣，什么也沒有問。當時，大敵當前，大家都滿腔仇恨。我們只是在無言中緊緊地握手告別。這次分別后，不知何日相會？在白色恐怖的歲月里，無論是同志間，夫婦間，每次的生離，實意味著死別呀！后來還是看了國民黨的報紙，才知道發生了南昌起義。

黨組織經常教導我們：你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你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你不應該看的文件，不要看。這是黨的利益的需要。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許許多多值得我們懷念的共產黨員，他們為了黨的利益，常常在生死關頭，仍然嚴格執行黨的保密紀律，機警地把黨的機密毀掉，緊急時甚至把機密文件嚼爛了強咽到肚子里去。我們有許多先烈和健在的老同志，為保護黨組織和同志們的安全，在敵人的法庭上，在嚴刑的拷打下，寧愿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向敵人泄露黨的一絲一毫秘密，經受住了對敵斗爭的嚴峻考驗。他們英勇不屈的斗志，對黨堅貞不渝、無限忠誠的崇高品德，使我永遠難忘。

在戰爭年代，軍事斗爭直接關系到革命的成敗。軍情瞬息萬變，一個軍事行動的泄露，就可能使我們遭到重大挫折。所以，保守秘密成為每個同志的自覺行動。非軍事方面的需要保密的事項，亦必須嚴格保密。在長征路上，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這支鐵流所以能夠無堅不摧，終于戰勝強敵，紀律嚴明、特別是嚴守秘密，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建國以后，我們的黨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于領導地位，處在新的歷史時期，所肩負的任務更加重大了。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更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中、高級干部的神圣責任。恩來同志知道的黨和國家的秘密多得很。我們之間仍是信守紀律，他不講，我不問；我不講，他也不問。我們之間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例如，我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時，他也向我保密。當時他向主管的負責人說，這次試驗，全體工程技術人員都要絕對注意保守國家機密，有關工程、試驗的種種情況，只準參加試驗的人員知道，不能告訴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屬和親友。他說：鄧穎超同志是我的愛人，黨的中央委員，這件事同她的工作沒有關系，我也沒有必要跟她說。主管的同志到試驗現場傳達了恩來同志的講話，要求大家嚴守保密紀律，因此事先沒有任何透露。這件事是我最近看中央文獻研究室的訪問材料時才知道的。

為了保守黨的秘密，他的辦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訂有極為嚴格的制度。他身邊的秘書凡分工聯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許隨便看無關的文件。而對他們分工范圍內的事情，則充分提供條件讓他們熟悉業務。即使秘書分工范圍內的事項，屬于特別機密的，也要等到必須經辦時才告訴有關人員。秘書們都說他是紋風不透。凡是寫給他的親啟信，按照規定，別人都不能拆。秘書在經手時不慎誤拆了，必須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說明，是失手誤拆，以后注意。恩來同志的辦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幾小時的地方。除有關人員外，別人都不得入內，親屬、朋友如果不是來談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辦公室門上和保險柜的鑰匙，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離身，平時裝在口袋里，睡覺時壓在枕頭下。只有當他出國時，兩把鑰匙才交給我保管。我像接受保密任務似的把鑰匙收藏起來。有次他走得匆忙了，直到飛機場上才發現鑰匙還在口袋里，他就封在信封里讓一個同志帶給我。他回來的時候，我們接觸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兩把鑰匙還給他。

在十年動亂中，黨的紀律和保密制度遭到了嚴重的破壞，被踐踏得幾乎無密可保。有一次恩來同志出去開會，因為會一個接著一個，一天一夜沒回來。聽說街上的大字報和所傳的小道消息里，已經透露了有關會議的內容，我有點懷疑，等他回來，問他有沒有這回事？他馬上反問：你怎么知道的？聽誰說的？他還如此認真地向我追問。我就開玩笑地說：你參加會議，你有你的渠道，我有我的渠道，我聯系群眾，我也有我的“義務情報員”哩。此事，我們倆就在一笑中過去了。在那個時候，人們都說，現在還有什么機密啊？可是恩來同志仍然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恩來同志在得癌癥以后，有一次我們在一起交談，他對我說：“我肚子里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后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然而我們把沒有說的話終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遠地埋藏在心底了。

現在，我們已經踏上新長征的道路，這條道路也不是平坦的。各種各樣的炮彈還會襲擊我們。我們仍得警惕啊！我們更需要恢復和端正我們的黨風，加強我們黨的紀律性，特別是認真嚴格地執行黨和國家的保密制度。我對恩來同志在這方面的簡介，想來對同志們不無裨益。

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

（作者：鄧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