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自治區的口岸城市滿洲里，地處中、俄、蒙三國交界地區，被譽為連接歐亞的“大陸橋”，在中國同東歐、俄羅斯等國家經濟貿易往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鮮為人知的是，這里還曾經是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聯系的國際秘密交通站。

                                                                                                                                                         紅色之路

俄國十月革命后，中國產生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為了探索民族解放之路，克服重重困難，途經滿洲里赴蘇俄考察，了解十月革命的經驗，學習馬克思主義。同時，為支持中國革命，共產國際向中國派出了大批代表和軍事顧問，其中大多數人是從滿洲里進入中國。共產國際代表來到中國后，直接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指導其快速發展。

當時的滿洲里是游牧民族放牧牛羊的地方，地廣人稀，反動勢力相對薄弱，并且交通便利，距蘇聯邊境小城86號小站只有9公里，每天有一列從滿洲里經哈爾濱開往海參崴的旅客列車對開，而86號小站每天有一列開往赤塔至莫斯科的旅客列車。因此，這條經哈爾濱、滿洲里到蘇聯莫斯科的路線要比乘輪船節省很多時間和經費，也相對安全。

1920年以后，隨著張作霖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王”，滿洲里的反動勢力不斷增強。張作霖視俄國十月革命為洪水猛獸，在滿洲里四周掘壕為界，并派重兵把守，不許任何人隨便出入，以防止蘇俄“赤化”。從那時起，中蘇邊境上的交通要道哨所林立，軍警密布，車站、旅店、飯館等設有許多密探，使往來中蘇之間的革命同志隨時都有被發現或遭逮捕的危險。

為了保證革命同志的安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國際聯絡處在上海、北京、哈爾濱等地建立交通聯絡站，在赤塔、86號小站、滿洲里等地設立秘密交通站，通過各種方式護送來往于中蘇邊界的革命同志，形成了一條由上海經哈爾濱、滿洲里去蘇聯的國際秘密交通線。

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后，為了加強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聯系，開辟了多條通往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秘密交通線：主要有繞道歐洲轉赴蘇聯，或從上海乘輪船到海參崴，或從上海乘輪船到大連，然后乘火車到哈爾濱，經滿洲里或綏芬河去蘇聯。其中經哈爾濱和滿洲里通往蘇聯是形成時間較早、持續時間較長、發揮作用較大的一條秘密交通線。由于滿洲里國際秘密交通站地處中蘇交界，因而成為這條紅色之路上的一個重要樞紐。

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秘密舉行。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是在中國革命處于危急時刻召開的一次關鍵性會議。鑒于滿洲里有共產國際組建的較為完善的地下交通網絡，中央決定讓大部分代表從滿洲里出境。

代表們陸續到達哈爾濱后，到指定地點拿出一盒火柴，抽出幾根一齊折斷，與交通員接上頭。臨行時由接待站交給每個代表一個過境的號碼牌，到了滿洲里后，在車站附近就會看見等候的兩輛馬車，馬車的前面掛了一個車燈，一個車上為67號，另一個為69 號。代表手里的號碼牌和車燈上的號碼對上后，把號碼牌交給蘇聯馬車夫，不必說話就可以上車。然后，馬車很快消逝在黑夜里，偷偷越過邊境。邊境那邊也設立了接待站，負責安排換乘去莫斯科的火車。

從1920年至1931年，李大釗、陳獨秀、劉少奇、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從這里秘密前往蘇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馬林、越飛、李德也是由這里出入國境的。一時間，滿洲里成為一座紅色國際橋梁、一座真理轉運站。

                                                                                                                                                         堅強堡壘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在東北地區實行法西斯統治，特別是加強對中東鐵路東西兩線的防范，使這條通往蘇聯的國際秘密交通線受到一定的限制。1931年末，中共滿洲省委為了加強滿洲里國際秘密交通站的工作，選派具有多年秘密工作經驗的紀中發和李芳來到滿洲里。

他們先在賓館住了一段時間后，開始籌建雜貨鋪做掩護。雜貨鋪位于市北區三道街中部，以晉豐泰為名，取名自《易經》，意為“有朋友來，平平安安地到此聚會”。為了方便工作，組織上決定讓紀中發和李芳假扮夫妻，紀中發為負責人，對外稱張掌柜，來往哈爾濱辦貨，從事聯絡工作。李芳假姓陳，對外稱張陳氏，她的主要任務是照顧來往國境的同志。

從哈爾濱來的同志到滿洲里后，通過聯絡暗號與從事鐵路警察、馬車夫等職業的交通員接上頭，然后由他們送到晉豐泰雜貨鋪。當時的保密規定非常嚴格，紀中發負責接待和對外聯絡，連李芳也不知道什么時候來人和聯絡暗號。聯絡暗號每次都不同，一般以買賣貨物為暗號。越境的同志們白天不能出屋，不可以大聲說話，只能在屋內用盆子大小便，然后由李芳將大小便摻上其他東西倒在外面垃圾堆上。

紀中發與蘇聯安全部門有秘密聯系，蘇聯安全部門常派一個以扳道工身份隱藏在滿洲里車站的蘇聯交通員到“晉豐泰”雜貨鋪，把來人送上蘇聯安全部門派來的馬車，然后越境去蘇聯，有時也在交通員的帶領下徒步偷越國境。

從1932年初到1934年5月，滿洲里國際秘密交通站共送走了70余名同志去蘇聯，沒有發生任何問題。

1935年，中共中央根據東北地區完全淪陷的實際形勢通知中共滿洲省委，原上海經哈爾濱去蘇聯的交通線由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領導，聯絡工作由共產國際領導的交通局負責。同年8月，國際交通線完全移交共產國際下屬的國際交通局領導，并在哈爾濱設哈爾濱國際交通局。哈爾濱國際交通局還在扎賚諾爾設交通站，作為滿洲里國際秘密交通站的輔助線，負責人是楊殿成，助手是王化民。他們在扎賚諾爾以打零工和種菜為掩護。

1936年4月，哈爾濱國際交通局還在滿洲里建立了“滿洲里直通交通站”。該站設在滿洲里道北三道街，以開承和順估衣鋪為掩護。這個交通站不與滿洲里交通站發生橫向聯系，建站的目的是在滿洲里和扎賚諾爾交通站發生意外時，保證中共同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聯系不中斷。

1937年4月，由于哈東特委宣傳部部長傅景勛叛變投敵，供出了他在1935年12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國途經滿洲里的經過，致使滿洲里等地的各秘密交通站先后遭到破壞，許多交通員被日軍殺害。

從1920年至1937年，在滿洲里國際秘密交通站存在的18 年中，交通員在白色恐怖嚴重的環境下冒著生命危險與敵人斗智斗勇，安全護送了上百位革命同志出入中蘇國境，傳遞重要信件、情報和活動經費，為中國革命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做出了重要貢獻。

                                                                                                                                                         闖關故事

1.李大釗在滿洲里乘馬車沖過國境線

1924年，李大釗率領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由于叛徒出賣，北洋軍閥政府明令緝拿李大釗。為安全起見，李大釗同５位代表先后離開北京。陸續到哈爾濱后，他們在交通員的護送下，到達滿洲里。

交通員安排他們住進一家不算大的旅館，并引來了干練的店老板，介紹說：“自己人。”店主人直率地說：“你們６位同志，起碼要坐3輛馬車，每輛車連車夫在內不能超過３個人。每輛馬車一定要用４匹馬拉，才能安全地偷越國境。”當問到為什么要用這么多馬拉時，店主人解釋道，在越境必經的中蘇兩國分界處有一道光禿禿的山坡，沒有一點隱蔽的地方，山頭上設有碉堡，不分晝夜有士兵放哨，一旦發現有人偷越國境，哨兵就開槍射擊，有時還派出馬隊追擊。所以，需要馬多車輕才能跑快。

翌日凌晨，12匹快馬拉著３輛馬車趕到國境線。有經驗的馬車夫把馬車趕進兩個碉堡中間的一條草原小路上，飛快地向國境線沖去。馬蹄聲驚動了哨兵，頃刻間，槍聲、鞭聲、車輪聲、馬蹄聲匯成一片。由于趕車人路熟，左躲右閃地避開紛飛的彈雨，3輛馬車平安地越過了國境線。

2. 周恩來從滿洲里去蘇聯參加中共六大

1928年，為參加中共六大，周恩來化裝成珠寶商人于５月初和鄧穎超由上海乘日本輪船赴大連，然后乘火車到哈爾濱，再從滿洲里去蘇聯。他們在大連準備上岸時，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懷疑，周恩來被帶到水上警察廳詳細盤查。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周旋，周恩來返回旅館，讓鄧穎超把接頭證件撕碎投入馬桶中沖掉。為安全起見，他們乘火車經長春去吉林，在吉林停留兩天，見確實無人跟蹤，才來到哈爾濱。

到哈爾濱后，因與交通站接頭的證件已毀掉，無法聯系。好在中共六大代表是分批出發，在他們后面還有代表，其中有他們認識的李立三。為此，鄧穎超每天都到車站等候李立三。一連數日終于等到李立三，并通過他同哈爾濱交通站取得聯系。

交通站的同志為他們買好了車票，備好了服裝。周恩來、李立三、鄧穎超等人由交通員護送，上了由哈爾濱開往滿洲里的列車。在列車上，他們分散就座，互相裝作不認識，由護送的交通員暗中照顧，以避免敵人懷疑。火車到滿洲里后已有兩輛馬車在車站上等候。他們迅速坐上馬車，趕車的俄國人揚鞭驅車，沿著草原小路向國境線駛去。當順利越過國界后，他們受到蘇聯接待人員的熱情招待，夜里乘火車經赤塔去莫斯科。

（原載于《保密工作》雜志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