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交通站地處廣東省大埔縣北部，是中央紅色交通線上的一個重要節點，因位于國民黨統治區與蘇區的結合處，被稱為“虎口”交通站。從1930年7月開辟至1935年1月，大埔交通站的革命斗爭堅持了長達4年多，始終保持著中央紅色交通線的安全暢通。

通往蘇區的咽喉

大埔交通站設在大埔縣青溪鎮汀江河畔的余氏宗祠里，盧偉良、楊雄、鄭啟彬等先后任站長。青溪是上海至中央蘇區的最后一道關口，是中央紅色交通線的水陸交通樞紐，從韓江逆流而上到這里轉走陸路，通過多寶坑、鐵坑、伯公凹、桃坑便能進入永定蘇區。因青溪位于赤白交界處，國民黨在這里部署正規軍一個團的兵力，重兵把守，在通往蘇區的要道口設有多道封鎖，筑有多座碉堡，再加上地方土豪劣紳、民團、特務四下活動，這里的形勢十分險惡。然而，共產黨人卻偏偏在敵人的心臟里建立了秘密交通站。

青溪到大埔縣城茶陽有幾十里的水路，從汕頭來的汽船就停靠在茶陽碼頭。為了方便安全地接送黨的干部和向蘇區輸送物資，大埔交通站在茶陽開設了同天飯店作為秘密聯絡點，孫世階為負責人，并購買小船用以接送。孫世階和交通員提前聯系好要接送人員或物資的信息，一旦聽到汽船的汽笛聲，交通員就撐著小船貼近汽船，快速把人員或物資接到小船上，這樣就可以躲過敵人在岸上碼頭的嚴密檢查，直接向青溪方向駛去。

大埔交通站還在青溪開設了永豐客棧作為秘密聯絡點。永豐客棧是一棟二層磚木結構的建筑，緊靠汀江岸邊，原本是一家豆腐店，盧偉良奉命在大埔建立秘密交通站時，選中了這家豆腐店，隨即將二樓租下作為客棧，掛了招牌叫永豐客棧，一樓仍由房主余良晉賣豆腐。盧偉良和幾個交通員都稱余良晉為余伯，稱他的妻子為余大嬸，叫他的女兒為余丫頭。大家平日住在一棟樓里，說說笑笑形同一家人。余伯一家子平常要么在一樓制賣豆腐，要么在房前屋后澆水種菜，為交通站望風。從茶陽方向接來的人員一般都住在這里。

從茶陽方向接來的物資一般臨時存放在青溪附近的棣萼樓。棣萼樓建于清朝嘉慶年間，是大埔交通站的秘密倉庫中轉站。據不完全統計，該秘密倉庫中轉站先后為中央蘇區輸送食鹽、布匹、藥物、電器、軍械等物資300多噸。青溪附近的沙坪中心小學也是一個秘密聯絡點，校長袁旭華、教導主任袁立之、青年教師陳占勇都是黨員。

從青溪出發，改走旱路，一路上開始有武裝交通員護送。為了避開敵人，只能在夜間走山間崎嶇小路，十分難走。從青溪先到多寶坑，這里有一個交通小站，設在黨員鄒日祥的家中。然后經伯公坳到鐵坑，這里也有一交通小站，在半山腰，一般均不停留，直去桃坑。

桃坑是個只有幾十戶人家的鄉村，都是貧苦農民。這里是蘇區和敵占區交界的地方，敵人不斷來騷擾，紅軍也經常來這里活動。桃坑交通站的負責人是老賴，還有一個梅芳嫂負責看家做飯。交通站就設在村邊，前面有三間房，后面靠山還有一間樓房，后門用木板與山巖搭成一個便橋，若遇情況，可以從這里沖入后山密林之中。

由桃坑再走一段山路，就到了永定縣城。這是進入閩西根據地的第一個縣城，已建立了工農民主政府，組織了自己的游擊隊，干部可以在此稍作休息，再去中央蘇區。

真正的銅墻鐵壁

與汕頭交通站不同，大埔交通站除上級派來的工作人員外，大埔的黨組織和群眾直接參加了交通站的組建和交通工作。

早在1926年，中共大埔縣黨組織便在青溪成立了農民武裝青溪赤衛隊，開展了減租斗爭。1927年，“八一”起義軍撤出南昌后從汀州經青溪進入大埔，攻下縣城茶陽，沉重打擊了反動勢力，極大鼓舞了大埔人民的革命熱情。1929年10月，紅四軍進入梅州使梅州和大埔的敵人遭到沉重打擊，青溪的革命形勢大為好轉。

大埔縣委根據東江特委的指示，對交通站采取了特殊的保護措施，把青溪所在的埔北區建成灰色區，區內暫不實行沒收、分配土地的政策；青溪赤衛隊在夜間進行巡查，秘密保護交通站的人員和物資。交通員和當地群眾一起同心協力，并肩作戰，患難與共，出色地完成一次次艱巨任務，演繹出一個個感人故事。

多寶坑小站設在黨員鄒日祥家的“纘詒堂”。鄒日祥一家為保護交通站安全做出了巨大犧牲。1932年9月的一天晚上，多寶坑像往常一樣，人們耕作回家，洗去一天的疲憊已熄燈休息，突然鄒日祥家響起了槍聲。原來，國民黨駐軍在巡邏中發現他家有陌生人出入，將他家包圍。鄒日祥的母親一邊急忙掩護交通員從后山撤離，一邊整理衣服開門拖延敵人，卻遭到敵人的槍殺，英勇犧牲。鄒日祥和妻子及兄弟也被抓，被保釋出來后又投入交通站的工作。鄒日祥先后3次被捕坐牢，始終沒有泄露半點秘密。

在青溪還有一支由當地群眾組成的運輸隊，每當有大批物資需要轉運時，在當地黨組織的組織下，他們隨叫隨到，發揮了重要作用。后來，由于叛徒出賣，余積邦、余川生、余維水3位交通員被捕，在國民黨縣保安大隊受盡酷刑，寧死不屈，始終沒有出賣黨的秘密，最后英勇就義在大埔的沙壩。

毛澤東曾指出：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這句話用在以生命來護衛交通站安全的大埔群眾身上，最為貼切不過了。

周恩來的神秘之旅

1931年，大埔交通站站長盧偉良奉命到上海匯報工作，接受了護送周恩來到中央蘇區的任務。在上海租界的旅館里，周恩來和鄧穎超約見盧偉良，詳細詢問了中央紅色交通線沿途情況，共同研究護送和應對方案。之后，又安排盧偉良提前帶兩位交通員返回大埔，準備接應。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個晚上，周恩來喬裝成廣東熟練工人的樣子，在暮色的掩護下，由蕭桂昌陪同，來到上海南外灘十六鋪碼頭，坐上一艘外國輪船。為避免引人注意，鄧穎超沒有送行。

經過兩天兩夜的顛簸，周恩來順利抵達汕頭。本來打算住金陵旅店，但該旅店二樓拐角處掛有兩度東征時汕頭各界歡迎東征軍的照片，其中顯眼處就有周恩來，出于安全考慮，轉住在棉安街一家小旅店。這家旅店原是當時鎮守潮汕的國民黨軍隊獨立二師師長張瑞貴開辦的，一般的地痞、流氓不敢騷擾，就連公安局的警察“查夜”也不來。汕頭交通站利用了這個“保護傘”，把周恩來安排住在那里。這一夜，有驚無險。

第二天，周恩來和蕭桂昌坐火車到潮安。在火車上，周恩來商人打扮，和蕭桂昌以及另一交通員扮成同行者。考慮到周恩來的商人裝扮，買的是二等火車票，誰知上車后二等車廂的人很少，容易引人注意，3人急忙轉到三等車廂。三等車廂人多又雜，他們和旅客擠在一起。可是，恰恰這時來查票的是東征時的一個鐵路職工骨干分子，曾到東江行政委員公署向周恩來請示過工作。周恩來認出他之后，由于不知此人是“紅”還是“黑”，趕緊拉下帽檐，扭頭望向窗外。蕭桂昌見狀，連忙站起來把周恩來擋住，隨手把車票交給檢票員。檢票員見是二等票，就用手指指相鄰的二等車廂，要他們3人到那邊去。蕭桂昌當面答應，等那人走后卻坐著不動。幸好全程只有幾十公里，也就一個檢票員，很快就到了潮安。

從潮安到永定縣城的路上同樣危險重重。最終，在永定縣委書記的陪同下，周恩來一行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2月22日進入中央蘇區。

周恩來此行，雖然充滿著風險，但終于化險為夷，這是一次身體力行、靈活機動的神秘之旅，也是一次充滿政治智慧和斗爭藝術的秘密交通之旅。

（原載于《保密工作》雜志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