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檔案館內，珍藏著方志敏烈士的《可愛的中國》《清貧》等大量書信、文稿原件。今天，我們重讀方志敏的獄中文稿，在感受烈士赤誠情懷的同時不禁好奇，這位被蔣介石布置勸降的共產黨人，在獄中的一舉一動都被嚴密監視、嚴防死守，他是如何將這些文稿穿透敵人的銅墻鐵壁傳遞出來的？

獄中統戰

方志敏是早期中國革命的領導人之一，他“兩條半槍鬧革命”開創的革命根據地，被毛澤東評價為“方志敏式”的農村革命根據地。1935年1月，方志敏率領紅十軍團北上途中，被國民黨軍隊包圍，不幸被俘，被關押在國民黨南昌監獄。

從被俘的那一刻開始，方志敏就抱定了“以一死以謝黨”的決心。一天，一個對方志敏有同情心的看守向他透露說：你的案卷上批了“緩辦”二字。方志敏想，那就應利用目前的機會，一是爭取越獄，二是寫些東西，以必死的決心，圖意外的收獲。

為了越獄和營造一個良好的寫作環境，方志敏做了大量的統戰工作并取得了成效。他寫道：“我在獄中并未一刻放棄宣傳工作，以致看守所的官吏們嚴格禁止看守衛兵到我房來，怕接近我而受到我的煽動。我在此宣傳了10個人來參加革命，將來可望發生作用。”在國民黨的監獄中，一個共產黨要犯居然還能“宣傳了10個人來參加革命”。這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人煥發出的人格魅力和巨大的感召力使然。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確認方志敏感化的10個人，但可以確認其中與他接觸最多、關系最密切的3個人。

第一個是看守所代理所長凌鳳梧。凌鳳梧領受了“勸降”的任務與方志敏接觸，結果不但沒有完成任務，反而在耳聞目睹了這位共產黨人優秀的思想品質和高尚的氣節情操后，對方志敏十分敬佩，他悄悄地把10斤重的腳鐐換成了4斤重的，還借錢給方志敏零用。方志敏就義之后，因人告發，凌鳳梧以“通匪”之罪被捕受審。

第二個是看守所文書高家駿。高家駿，又名高易鵬，浙江紹興人。高家駿當時20出頭，雖在國民黨監獄工作，卻仍是個熱血青年，很自然地，他被方志敏的錚錚鐵骨感召，由同情轉為敬仰，為方志敏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幫助。高家駿起初盡己所能地為方志敏做一些瑣事，比如購買報紙、暗中傳遞紙條給獄中同志、提供紙筆等。

第三個是方志敏的“獄友”胡逸民。胡逸民早年追隨孫中山，是老同盟會會員，國民黨元老。孫中山逝世時，胡逸民和于右任、汪精衛、宋慶齡等一同守護在病榻前，是孫中山遺囑的見證人之一。胡逸民長期任職于國民黨司法系統，曾任國民黨中央“清黨”審判委員會主席、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監獄長。后因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計劃泄密，蔣介石查到他私自釋放了一名共產黨同鄉被捕。鑒于胡的特殊背景，獄方對胡監管寬松，給予一定的行動自由。胡逸民與方志敏接觸漸多，后來成為摯友。

胡逸民每次去方志敏的牢房聊天，都看見方志敏在寫作，可是有一段時間，方志敏突然擱筆不寫了，胡好生奇怪，便問：怎么不寫了？方志敏嘆了一口氣，說：“寫了也沒用，又送不出去。”胡逸民答道：“那不見得。如果你信任我，這件事我替你辦。”胡答應幫助將文稿送出，使方志敏看到了希望。

從1935年4月開始，方志敏一邊做統戰工作，一邊抓緊寫作，在6個多月的時間里，以驚人的毅力寫出了10多萬字。

四送文稿

起初，方志敏并沒有奢望能將文稿在生前送出，而是指望胡逸民出獄時將它帶出去，交給黨組織。當方志敏看到胡逸民的夫人向影心可以自由出入牢房，并為他提供一些幫助，這讓方志敏感到是個機會。一天，方志敏試探地問胡逸民，能否讓向影心為他捎一封信。胡沒有猶豫，滿口答應。

然而，這件事充滿了風險，萬一被國民黨查獲，不但送信人要坐牢甚至被處死，還可能泄露黨的機密。因此方志敏非常慎重。

方志敏思來想去，決定為送信人寫一封介紹信，為了保密，他用米湯書寫，這是當時中共地下工作者經常使用的密寫方式。6月11日，他寫下《給黨中央的信》。至于把信送給誰，方志敏想到了魯迅與宋慶齡。方志敏沒有見過魯迅與宋慶齡，但信任二人，并確信他們一定與中共地下黨有聯系，于是，也給魯迅與宋慶齡各密寫了一封信。方志敏將3封密寫信當面交給胡逸民與向影心，由向影心送出監獄并叮囑道：“一定要小心，萬一送不出去，就把信件毀了。”

當然，在監獄這個極特殊的環境下，方志敏也沒有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胡逸民一個人身上，他還找到了高家駿，高家駿向方志敏推薦了他的女友程全昭。找到另外的送信人，方志敏又用米湯謄寫第二批文稿，開始為下一輪的送信作準備。

就在方志敏謄完文稿不久，18歲的杭州姑娘程全昭應男友高家駿之邀，瞞著家人，從杭州匆匆趕往南昌。程全昭與高家駿是青梅竹馬的戀人。但是因為家境懸殊，這份戀情遭到了程家的反對。程全昭在后來的口述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南昌之行：“瞞著父母，私奔而來。”

高家駿把替方志敏送信的事告訴程全昭后，程全昭既緊張，又激動。高家駿給了她幾張“李貞，住址寶隆醫院”的名片，再交給程全昭20元錢當路費。“李貞”是方志敏為保密給程全昭起的化名，取“真理”之意，又是“力爭”的諧音，就是“為真理而斗爭”。高家駿還從口袋里取出幾封信，告訴她，要分送給魯迅、宋慶齡、鄒韜奮、李公樸。

程全昭首先到了宋慶齡家，一位保姆開了門，講明來意后，保姆稱宋慶齡去廬山避暑了。程全昭便把信和“李貞”的名片給了保姆。程全昭又到中華職業學校找校長李公樸。李以驚疑的目光打量她許久，聲稱自己不認識方志敏，但還是收下了信和聯系名片。隨后，程全昭來到生活書店找鄒韜奮，但鄒韜奮當時在國外，程全昭留下了信和名片。接著，程全昭去內山書店找魯迅，書店里的伙計告訴她：魯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們可以轉告他。程全昭就把信留給了伙計。

信都送到了，程全昭返回在上海的暫住地寶隆醫院。夜深了，一位打扮時髦的少婦來到寶隆醫院找“李貞”，告訴程全昭，她姓宋，是宋慶齡派她來找“李貞”的。程全昭以為眼前的這位貴婦人就是宋慶齡，就把紙包中的文稿交給了她。“宋夫人”告訴她，你東奔西跑地送信，很不安全，會被人注意，并勸她盡快離開上海回杭州。

程全昭聽從了“宋夫人”的勸告，決定先回杭州到朋友家避避風頭，然后再與高家駿聯系。沒想到剛到杭州便被家人發現，被關在家中，不能再與外界接觸。

而在南昌的高家駿，等了20多天也沒有程全昭的回音。他著急，方志敏也著急。為了把余下的文稿送出去，高家駿又接受了方志敏的囑托，帶著與程全昭同樣的信件，到上海找黨組織。

高家駿請了長假，于1935年7月30日抵達上海。送出了方志敏寫給李公樸的信后，發現有人跟蹤，便急忙離開上海前往杭州。后來因家中失火，其余3封未送出的信全被燒毀。

方志敏送出了3批文稿，但仍有部分文稿留在獄中，他將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胡逸民身上。7月底，方志敏將剩下的文稿全部交給了胡逸民，并作最后的訣別。據胡逸民回憶：在一個黑夜里，方志敏與我作最后一次訣別的談話。他暗暗塞給我一大包寫好的和未完成的稿子，懇切地對我說：“胡先生，你一定會獲得釋放，我倆總算有過囚友之交，拜托你，出獄后將這些我寫的東西，送交上海四川路魯迅先生。”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義，時年36歲。不久，胡逸民獲釋，出獄時把方志敏的文稿都帶出來了。1年后，他恪守承諾，親自將文稿送往上海，輾轉交給了中共地下黨。

青史永存

幾十年以后，高家駿、程全昭和胡逸民，分別用口述或撰文的方式回憶傳遞方志敏獄中文稿的經過。由于他們都是單線傳遞，再加上時間太過久遠，回憶中難免錯漏，彼此間亦有出入。目前，史學界相對公認的是，文稿分4次送出，但被黨組織收存而且有據可查的只有兩次：一次是高家駿通過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的；另一次是胡逸民于1936年11月親自傳送的。

實際上，程全昭和胡逸民都沒有把文稿直接交到黨組織，而是非常巧合地都交給了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嬰。

胡子嬰也曾撰文回憶自己接收和傳遞方志敏獄中文稿的經歷。胡子嬰就是那個“宋夫人 ”。當時程全昭問她姓什么，胡子嬰不能用真名實姓，就用了母親的姓氏，說“姓宋”，這才讓程全昭誤把她認作宋慶齡。

那天，胡子嬰碰巧去生活書店，書店的負責人畢云程等幾個人正在犯難。他們看了程全昭送的信，得知還有一包方志敏的文稿在寶隆醫院。信的真偽無法證實，白色恐怖之下，這有可能是國民黨特務設下的圈套。如果不去取，更有可能辜負了那份從獄中冒極大風險送出的文稿。

兩下為難之際，胡子嬰自告奮勇。她不是中共黨員，又有社會顯達身份，即便是圈套應該也有轉圜余地。但是也有風險，畢云程等人不同意，胡子嬰卻言出必行。這才由她取回了那批文稿，交給了畢云程、胡愈之。

畢云程把顯影后的文稿抄件轉到了中央特科。當時的中央特科臨時負責人王世英看后，又將文稿抄件轉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東方部。接著文稿又由莫斯科傳到巴黎《救國時報》社，1936年紀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救國時報》全文發表了方志敏《在獄致全體同胞書》和《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兩篇文稿。這是最早公開發表的方志敏獄中文稿。

據胡子嬰回憶，第一次收到的文稿是密寫的，要經過處理才能顯現出來，而且前4頁是真的空白，直到第5頁才有文字顯現出來。第二次收到的文稿沒有密寫，是用毛筆直接寫在紙上的，是原件。

胡子嬰怕敵人抄家，便打電話與宋慶齡聯系，經宋慶齡同意，胡子嬰立即取出烈士手稿交給章乃器的弟弟章秋陽（中共黨員），讓他乘出租車送到宋處。宋慶齡在新中國成立后回憶,她收到過文稿,后來轉交給了從延安來的馮雪峰。馮看后作了批語交“小K”（即潘漢年）。潘漢年覺得自己的工作流動性大，建議交給謝澹如。馮又將文稿轉給了謝。就這樣，謝澹如將這批文稿一直保存到全國解放。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