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國民黨軍胡宗南部大兵壓境，重點進攻延安，延安局勢極其危急，中共中央主動撤離，轉戰陜北。

其時，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領導人留陜北指揮全國愛國自衛戰爭，行使黨中央、中央軍委權力指揮全國革命戰爭。周恩來實際負總參謀長責任，親自抓情報的保密和敵人密碼的破譯工作，并制定了周詳的管理辦法，在電臺保密、文檔保密等方面屢有所成，使全黨全軍能夠在紅色電波中安全而準確地接收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扎實基礎。

以守為攻 出其不意

在中央撤離延安之前，周恩來就已經開始主抓隱蔽戰線工作。1947年3月7日，周恩來要原中央軍委第三局（通信局）局長王諍、原中央城工部秘書處處長童小鵬，以及主管蔣管區秘密電臺的原中央社會部秘書長羅青長連夜去見他，親自部署在撤離延安后黨中央同各戰略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地下黨組織的電臺通信聯系。第二天晚上，周恩來指定童小鵬和羅青長組織一個聯合秘書處，童小鵬任處長，羅青長任副處長，從中央機要處撥一個譯電科，從軍委三局撥兩部電臺，于3月9日晚上開始獨立行動，每天保持同蔣管區電臺的密切聯系，將中央指示及時傳達有關黨組織，并將蔣管區的情況及時轉報中央。

此外，他還要求中央辦公廳和軍委三局派來的機要人員和電臺都來“報到”。中央機要處派科長鄒群帶了10來個譯電員，軍委三局派臺長劉富龍也帶了報務、機務員10來人。童小鵬等用一輛騾馬大車拉上電臺設備，按計劃經過子長瓦窯堡、綏德，經磧口東渡黃河，于3月下旬到達山西臨縣三交鎮附近的中央后方委員會駐地。在組織中央撤離期間，周恩來還指示當時的中央辦公廳秘書處處長曾三將幾十箱不得不轉移的重要機密文件、材料送到了晉綏，由賀龍安排隱蔽。

就這樣，在緊鑼密鼓卻又“片紙不留”的安排下，毛澤東、周恩來從容地離開了延安，并很快抵達清澗縣徐家溝。而胡宗南雖然占領了延安，卻沒有尋得我黨我軍的一絲有用情報。

當時，國民黨方面收羅了日軍、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大批專家和研究人員，在南京和各戰略地區都部署了專門針對我黨我軍的無線電偵測機構和密碼破譯機構，采用日式、美式以及蘇式的先進無線電偵測儀器裝備，千方百計探查我黨中央首腦機關及我軍各級指揮機構的位置、行蹤、作戰意圖、兵力部署等。更加令人擔憂的是，在戰爭初期，由于我軍個別機要人員違反工作紀律，致使我豫西部隊的密碼一度被敵偵破；華東野戰軍總部電臺也曾被敵偵測判定，致使其總部屢遭敵機轟炸。針對這種情況，周恩來、任弼時親自研究了戰時無線電通信保障和密碼的保密問題，并審定了各種應急方案，嚴令各級軍政首長親自負責相關工作，確保萬無一失。

強化制度建設的同時，周恩來還事無巨細地抓保密通信，指導我黨我軍迅速開展了一系列“反偵察”斗爭。

比如，3月20日，獲悉國民黨有偵測我軍電臺方向位置的設備后，毛澤東、周恩來立即下令，讓中央的電臺停止工作3天，使敵人摸不清中央的去向。

3月23日，中央軍委發出周恩來起草的關于對付敵人無線電測向設備的指示，其中提到，國民黨軍隊現有測量電臺方向位置的設備，分為固定及移動測量兩種。其中，設在南京、上海、徐州、鄭州、濟南、西安、北平、長春等較遠距離處固定測量設備對我軍電臺的偵察較準確；敵軍可設在飛機、汽車上的移動測量設備容易檢測到我軍的近距離電臺；但這些設備不易辨別電波弱的小電臺。為迷惑敵人，周恩來建議我軍在作戰前及作戰中，不用無線電傳達作戰命令等，或者將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華東野戰軍司令部等原來用的大電臺移開，改用小電臺發報，然后轉拍至大電臺代轉。

此外，周恩來跟隨毛主席轉戰陜北時，還指示中央機要處由兩部電臺相距60華里的距離，輪換交替著搞通信、報務。他特別對秘書交待，檢查電臺聯絡和電報的收發情況，并隨時向他報告。

扭轉乾坤 攻其不備

只爭朝夕。到1947年7月，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剛剛一年，整個戰局已經發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軍的重大變化。劉鄧大軍12萬人以出乎敵人意料的突然行動，千里躍進大別山，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8月19日，沙家店戰役勝利結束，殲滅國民黨軍整編第三十六師6000余人，結束了國民黨軍隊對陜北的重點進攻，開始轉入內線反攻，原“陜北情況甚為困難”的形勢陡然好轉。

全國性的反攻正蓄勢待發，更需我情報偵察、保密工作相互配合。但在隱蔽戰線斗爭中，敵人因戰事節節敗退，警惕性日益提高，保密機要工作也日趨嚴密，尤其是其密碼編制、電臺控制的漏洞較前減少，使我偵察工作變得困難，整體形勢不容樂觀。此外，在我黨我軍內部，保密工作實際上也有所松懈，造成了不少損失，比如被西北野戰軍俘虜后又逃回去的胡宗南士兵，竟然知道我軍能猜譯胡宗南的通報密碼，這嚴重影響了我軍的情報保密工作。

就在敵我情報斗爭異常緊張激烈之際，隨中央機關已轉移至佳縣的周恩來，于9月1日為中央軍委起草了關于重申情報保密辦法的電文，并電告各中央局、各野戰軍負責人，以及朱德、劉少奇、楊尚昆、李克農。電文具體規定了密件銷毀、偽裝或代碼傳遞、密件限人傳閱、電話防竊聽、新聞保密辦法等一系列工作原則。具體說來，電文要求：中央軍委一、二局（或二科、七科）本身要保持嚴格機密性，非工作關系嚴禁討論工作內容。各中央局及司令部在傳閱原文時必須限人限時，由機要參謀（或秘書）負責傳送，不得積壓停留，嚴防失落；向下級發命令或指示時嚴禁敘述原文；電話來往全部用代號，嚴禁提到敵情來源；機密通話時命令電話員回避；機要人員按期檢查保存的文件并負責焚毀。各級情報部門所獲的機密情報，也要按上面這些原則處理。

從那一年的9月底開始，周恩來與協助周恩來主管電訊聯絡、密碼通信工作的任弼時召集戴鏡元、王諍、李質忠以及童小鵬、羅青長等開展縝密的研究，最終制定了正確的工作方針和嚴格的規章制度。據史料記載，他們每天下午3時到8時幾乎都在討論相關工作，連續研究了30多天。

這一段時間，周恩來不僅帶頭嚴肅了保密紀律和規矩，更在實踐中扭轉了隱蔽戰線的局勢，使我方充盈了力量。為了掃除侵入陜北腹地的國民黨部隊，解除西北野戰軍南征西進的后顧之憂，彭德懷集中主力發起延清戰役。在此次戰役中，周恩來命令我野戰部隊的電臺聯絡實行偽裝，使敵人摸不清去向。胡宗南根據測向偵察判定我軍主力不在清澗方向，故而掉以輕心。戰役結束時，我軍攻克延川、延長和清澗等城，全殲敵整編第七十六師8000余人，活捉敵軍中將師長廖昂。同時，我軍還繳獲了敵人的測向臺，并迅即利用被俘人員和機器，建立了我們的測向工作。

保衛延安 走向全國

在這場人民的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不僅在地面戰場打了大敗仗，在空中的電訊和密碼斗爭這條隱蔽戰線同樣也打了一個大敗仗。

1948年3月，敵我力量對比已經起了根本變化。3日，宜川戰役結束，西北野戰軍粉碎胡宗南阻止其南進的企圖，獲得轉入外線作戰后的第一個勝利，改變了西北的形勢。15日，東北冬季攻勢勝利結束，殲滅國民黨軍8個師并爭取1個師起義，收復城市18座，壓縮東北國民黨軍于長春、沈陽、錦州3個孤立地區。此時，中央堅持在陜北的任務勝利完成。

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為了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全國范圍的勝利，黨中央決定東渡黃河，轉移到華北。

但隱蔽戰線上的情況卻依然不容樂觀。國民黨方面力圖挽救敗局，就密碼通信采取了新的保密措施，密碼質量日益提高。據統計，當時國民黨“國防部”密碼亂數達兩萬組，而進攻陜北的胡宗南部隊密碼亂數甚至達10萬組。國民黨使用密碼本的方法也更加科學，漸漸趨向于“一報一密、無限亂數”，這對我黨我軍的偵察破譯工作造成極大的困難。

對此，周恩來特別指出，在密碼技術上，“不管敵人如何精益求精，他制度中的內在矛盾及工作中的漏洞是敵人無可挽救的致命傷，故二局工作之有前途是肯定的”。

隨后，他馬上為中央軍委起草了加強對敵電報密碼破譯工作的指示，將敵軍密碼質量提高的情況電告各軍區、野戰軍首長及參謀長。為給軍委二局工作提供多方面幫助配合，他在指示中特別規定：各野戰軍參謀長在每一戰役前要指定專人到前線盡力收集敵軍一切密碼底本、亂數表及來往電文、報告、命令、文件、圖表乃至電臺、測向臺等。收集品統一上送軍委二局系統。對中央軍委二局系統要絕對保障其安全，機要人員亦應如此。各軍區或野戰軍參謀長要把可靠并有用的情報，批交軍委二局參考。

在全黨全軍重視保密、重視情報的大基調中，我隱蔽戰線終于克服萬難、贏得勝利。回憶起這段過往，陳毅、粟裕多次說：“總參情報部門的情報搞得及時、準確！”

黨中央轉戰陜北期間，周恩來在事關黨中央和毛主席安危、事關解放戰爭成敗的電訊和密碼斗爭中，做出了鮮為人知的偉大貢獻。在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我方不斷偵得所需之情報，敵人始終未能獲得我核心秘密，摸不清楚黨中央和各野戰軍司令部的確切地址，從而使我軍在與國民黨進行的秘密較量中立于不敗之地。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