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12位皇帝中，雍正皇帝（1678-1735）堪稱首屈一指的“網紅”。20多年前面世的電視劇《雍正王朝》，迄今還處于觀看排行榜的前幾名，“朕就是這樣的漢子”等驚人的奏折批語更是廣泛流傳于網絡，讓這位曾經權傾天下、莫測高深的皇帝變得真實可感。而在清史專家眼中，雍正也確實是一位頗有作為、影響歷史的君主。著名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在1962年給中央黨校學員講授的《清史簡述》中，列舉了在清代發生的8件大事，發生在雍正時期的有兩件，一件是攤丁入畝，一件是驅逐天主教士于澳門。在1636年至1912年的近300年中，雍正王朝只占13年，卻有兩件不平凡的事情，可見這個朝代的重要性。著名清史專家馮爾康先生在《雍正傳》一書中，全面客觀地描述了雍正的思想、作為和性格，認為雍正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進者”“促進清朝歷史發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歷史人物”。

在清代保密史上，雍正也是一位承前啟后、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

其一，大力推行奏折（密奏）制度。從漢代開始，就有密奏（封事），但始終處于非制度化狀態。正如著名史學家錢穆在《國史新論》中明確指出，在明代以前，“皇帝的秘密信件，絕不算是政府的正式公文，絕不能取得政治上法理的地位，但在清代是取得了”。清代的這一重大變化，始于康熙時期，但完成這一根本轉型的是雍正皇帝。首先，雍正始終堅持親自閱看奏折，“各省文武官員之折，一日之間，嘗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親自覽閱批發，從無留滯，無一人贊襄于左右，不但宮中無檔可查，亦并無專司其事之人”。其次，保密制度十分嚴密。雍正曾在李秉忠的奏折上批示：“朕有旨，一切密諭，非奉旨通知，不許轉告一人。”“若不能密，不如不奏也。”在鄂昌的奏折上也朱批說：“密之一字，最為緊要。”雍正規定，奏折發交六部處理的，必須刪去皇帝朱批，有時連上奏人姓名都要刪去。臣僚之間不得互相打聽奏折和朱批內容，不得在公開性的題本中直接引用，更不得擅自刊刻或者公開宣揚。這和現代保密法“有必要知悉”、根據工作需要知悉的原則一致。再次，賞罰分明。雍正時期，許多高官大員均曾因泄密或者違反保密規定受到處分，比如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山西巡撫諾敏、江蘇布政使鄂爾泰、云南巡撫楊名時，均因擅自披露皇帝在奏折上的批示，被雍正暫停奏折權。這對其他官員是有力的震懾。因此，廣東巡撫常賚的奏匣被賊偷去，只得借用廣東將軍石禮哈的奏匣，不敢仿制。最后，雍正還注意及時解決奏折制度實行中暴露的問題。比如雍正明確要求，一些地方督撫通過奏折請示獲準的事項，仍要通過正常程序上報中央有關部門，不得以有皇帝的批示徑自實施。這對防止督撫借奏折侵奪六部職權、打破官僚體系平衡、引起政局動蕩有重要作用。又如一些官員借著給皇帝上奏折的機會，行告密之實。雍正對此頭腦也很清醒，沒有為下屬所欺。比如石禮哈密奏李衛諸多不法情形的奏折，內容相當敏感，但并未影響雍正對李衛的信任。

雍正推行奏折制度的意義不僅是在保密方面。在康熙時期，密奏主要功能是搜集信息，充當的是告密的作用。康熙帝曾明確解釋這一用意：“天下大矣，朕一人聞見，豈能周知？若不密奏，何由洞悉？”但雍正使密奏的功能發生重大改變，從單純的告密成為君臣討論政事的重要手段，耗羨歸公、攤丁入畝、改土歸流、西北用兵等重大決策，都是君臣在來往密奏中反復討論決定的。雍正還曾闡述奏折用意：“國家庶務殷繁，亦有不便宣露于眾者，亦有本章諭旨所不能盡者，亦有一時不能即定者，故于密奏內往來斟酌。”這與現代法學家對行政決策過程應當保密的解釋幾無二致，且可互相補充、印證。清人昭梿《嘯亭雜錄》卷一說，雍正帝是擔心泄密（“慮本章或有所漏泄”），所以一切緊要政務都命上奏折。清末光緒時期，著名法學家薛允升《讀例存疑》中談到奏折制度，也主要是從保密角度，說從前“漏泄最易”，現在“漏泄之事頗少矣”。上述看法當然是正確的，但未免過于實用主義，沒有看到雍正推行奏折的真正用意與功效。

其二，實施秘密建儲制。這種皇位繼承方法，在波斯曾經有過。據《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記載，波斯國“其王初嗣位，便密選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后，大臣與王之群子共發封而視之，奉所書名者為主焉”。但我國此前歷史上沒有實施過。清代康熙末年，圍繞太子之位風起云涌，政局動蕩，最后康熙帝決定“建儲而不宣制”。但這是迫于形勢的不得已之舉，也受到一些質疑，雍正被質疑篡位與此不無關系。雍正基于前朝的經驗和教訓，即位之初，就明確宣布實施秘密建儲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將弘歷（乾隆）冊立為太子，將親書圣旨密封之后，當著諸王大臣之面，藏于乾清宮最高處的“正大光明”匾之后。但在公開場合，弘歷在接受教育、參與政務及生活待遇等各個方面，與其他皇子相比并沒有明顯特殊之處。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弘歷與弘晝一起封為親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兩人又一起辦理苗疆事務。

與公開建儲相比，秘密建儲的基本特點和關鍵要素就是保密。除皇帝本人以外，包括儲君在內的所有人均不知情。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太子身份暴露，遭到其他皇子謀害或者打擊（特別是在太子年幼時），確保建儲計劃的順利實施；另一方面通過限制乃至剝奪儲權，讓繼承皇位的權力處于永遠的不確定性之中，不僅可以防止太子與皇帝搶奪權力而發生尖銳矛盾，也能防止太子與朝臣及其他皇子結黨，從而誘導、迫使所有潛在皇位繼承人（包括太子本人）和廣大臣子緊密團結在皇帝周圍。雍正之后的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均實行此制，前后達128年之久，予清代政治重大影響。

此外，雍正還大張旗鼓整頓泄密問題，極大地扭轉了政治風氣。康熙末年，因為太子廢立等原因，政務廢弛，保密紀律也遭到嚴重破壞。一些關涉緊要之案與緝拿人犯的奏章和文書還沒有呈報給皇帝，“已先傳播于眾口”，一些要犯因此潛逃。雍正即位之初，專門給內閣下旨，提出嚴厲批評，要求以后“一切本章以及咨呈文書”均要“密封投遞”，“各該管官，應謹慎辦理，以防漏泄。倘有疏忽，將來事發之日，究問根由，必將漏泄之人及該管官員, 從重治罪”。

最后要指出的是，雍正在保密上的謀略和作為，特別是他大力推行的奏折制度和秘密建儲制度，固然強化了政權，提高了效率，但也帶來了過度保密等弊端。清末龔自珍《上大學士書》（1829年12月）曾經批評當時的公務制度說：“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折奏，后非軍事亦折奏，后常事亦折奏，后細事亦折奏。”這一席話令人反思。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