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在皇帝身邊的近侍官員，或與皇帝朝夕相處，知道皇帝的喜怒哀樂，或參與核心決策，了解大政方針和人事動向，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周易》說“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可謂切中要害。唐代武則天在位時期，曾頒布《臣軌》一書，對臣僚的行為進行規范。《臣軌》中專列《慎密》一章，引述先秦到南北朝時期許多關于保密的名言和案例，其中明確指出“人臣不慎密者，多有終身之悔”。北宋初年官方主持編纂的《冊府元龜》在宰輔部分專設“慎密”一門，收錄西漢到唐代的18個保密故事，并在開篇專門撰文說明臣子保密的重要性。清代康熙年間編輯的《古今圖書集成》也設立“慎密”一門，收錄了《臣軌》等古書中的相關內容。

歷代典范

中國古代許多近侍官員在保密方面對自己要求嚴格，歷代皆有保密工作的典范。比如西漢中期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參與國家大事決議，每有定論，就稱病在家休息，不對外接觸，其他大臣“莫知其與議”。西漢后期大臣孔光在皇宮里為皇帝掌管機密，從來不對外透露與皇帝的談話內容。有一次，家人聚會閑聊，問他長樂宮溫室殿（孔光工作之地）前種的是什么樹，孔光顧左右而言他，絕口不答。孔光家人的問題其實不算什么機密，然而孔光一丁點兒都不愿意透露，更別提外人或機密之事了。由此可見，孔光時時刻刻、方方面面都注重保密，不給別人留半點可乘之機。

三國時期，魏國大臣陳群每次上奏之后，就毀掉草稿，不讓他人知曉，即使一些人諷刺他也不改變。吳國的顧雍經常深入民間，發現重要問題就回京密奏吳王，不論是否采納，均不外泄，孫權因此十分看重他。西晉的荀勖長期在皇帝身邊專管機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也不公開討論，以致外界以為他根本不參與決策。

唐太宗時期的名相房玄齡，跟隨李世民幾十年，參與了包括玄武門之變在內的幾乎所有大小決策，但始終小心慎密，“未嘗宣泄”。與房玄齡同時期的董晉，任宰相5年，從未將他與唐太宗的交談內容告訴他人。大臣馬周，深受太宗和群臣敬重，臨終前將所有上奏的稿子親自焚毀，慨然曰：“管仲、晏子公開自己的奏稿，彰顯君王的過錯，求身后名，吾弗為也。”接替魏征擔任侍中一職的楊師道，自稱年輕時讀《漢書》，就欽慕孔光不言溫室之樹的余風，為人行事周慎謹密，史書評價他“未嘗漏泄內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武則天時期的陸元方，武則天每次任命官員，幾乎都要事先征求他的意見，陸元方總是“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前還將草奏全部焚毀。他還有一個存放“秘密”的匣子，里面的東西連家人都不準看，在他去世后家人才知道那里面存放著皇上前前后后給他的所有敕書。

北宋真宗時期的著名官員晏殊擅長寫詞，為人散淡豪放，但在保密上“敬始而慎終”。一天深夜，宋真宗宣召晏殊入宮草擬一份機密圣旨。起草完畢，晏殊主動要求在學士院借宿一晚，以免出宮后走漏風聲。宋真宗因此對晏殊更為贊賞。晏殊上奏的稿子從不示人，直到宋真宗駕崩，后人整理宮中文件，才發現晏殊的奏稿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撰寫傳世名著《資治通鑒》的司馬光曾多次向皇帝進言早立太子，為保機密，不僅每次都是通過密奏上陳，還請求皇帝“焚臣此奏，勿以示外”。

元代著名思想家許衡深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和重用，經常在一起商議機密國事，但從來不對外透露忽必烈的所思所想，“奏對亦秘”。明太祖朱元璋時，御用監杜安道在皇帝身邊數十年，知曉幾乎所有機密決策，但“性縝密不泄”，朱元璋一直到臨終都對他很放心。清末內閣學士曾國藩尤為注重奏折、諭旨等文書保密，叮囑家人對這些文書“須好為收藏，不可拋散”，還陳奏皇上，“除因案保敘各員由撫臣另行會奏外，臣謹具折密保”。

相應制度與問責

“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為確保近侍官員慎密不泄，中國古代也建立了一些相應制度。比如《曹操集?選舉令》規定：“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末五十者，使文筆真草，有才能謹慎。”舊法即東漢時期的尚書選舉之法，《后漢書?百官志》言：“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漢代官吏“妻子不至官舍”幾乎成為各級官僚人員的共同準則。唐代在選拔中書舍人時，優先錄用“靖默專敏之士”。唐代中期以后，翰林學士開始參與機要，朝廷規定學士們不得與外臣來往。宋代創立鎖院制度，規定翰林學士在機要之地撰寫詔令和文書，完全斷絕外界聯系，從而達到封閉消息之效。明代內閣輔臣們辦公的文淵閣，“外臣非公事不能至”，所以機密重事“無收泄者”。清代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力推行密奏制度，奏折成為君臣討論政事并進行決策的重要手段，一來知曉秘密的人數范圍大大縮小，二來使群臣相互牽制，踏實做事。清代任用提塘官時，要求必須“家道殷實、小心謹慎”。清末總理衙門挑選司員時，只錄用平民子弟，貴族高官子弟一概不錄，以防給親友泄密甚至竊密。

歷代刑律對近侍官員泄密的懲處普遍較為嚴厲。如漢武帝時，侍中嚴助與淮南王交私論議，事發后處以棄市極刑（指在人群集聚的鬧市對犯人執行死刑并將尸體扔在大街示眾的刑罰）。漢元帝年間，著名政治家賈誼的曾孫、待詔金馬門賈捐之、長安令楊興“漏泄省中語”，賈被“棄市”，楊“減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指古代將人犯剃光頭發，強制其修筑城墻或舂米勞役的刑罰）。唐太宗時，侍中王珪“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武則天時，秋官尚書杜景儉“坐漏泄禁中語，出為并州長史”。唐玄宗時，黃門侍郎張廷珪“坐漏泄禁中語，出為沔州刺史”。唐憲宗時，左拾遺張宿“坐漏泄禁中語，貶郴丞十余年”。與白居易齊名的著名詩人元稹在當諫官時不慎失言，仕途因此遭受嚴重挫折：“四五年前作拾遺，諫書不密丞相知。謫官詔下吏驅遣，身作囚拘妻在遠。”《大明律》和《大清律》均明確規定：“近侍官員漏泄機密重事的，斬首；其他衙門官員交接近侍官員漏泄事情的，皆斬首，妻、子流放二千里之外。”清代乾隆年間，軍機大臣于敏中、奏事太監高云從泄密，高云從被斬立決，于敏中被罷黜，終生未再起用，本來有望再上層樓的大好政治前途至此終結。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