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一個已解密30年的名字。但由于其事業的特殊性，翻閱數十年來的國防科技史料，有關這位我國戰略科學家、核事業主要開拓者之一、“兩彈一星”元勛的內容少之又少。

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的研制試驗，第一座核電站的籌建開發，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制訂實施，中國工程院的組建發展，以及一系列至今仍處于秘密狀態的重大科研成果，都與他有著直接的關系。不僅如此，朱光亞還是少有的“科技帥才”，不但科研水平極高，而且富有政治敏銳性和領導力，在我國國防科技事業中承上啟下、組織協調、綜合平衡，被譽為“兩彈”攻關的技術“樞紐”，作用無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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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吧，祖國在向我們召喚

朱光亞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他與核事業的結緣也是如此。

1945年夏天，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震驚了全世界，也震撼了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為了擴大軍事實力、提高中國在世界的形象，蔣介石指示下屬：中國也要做原子彈。通過遴選，年僅21歲的朱光亞被導師吳大猷推薦，成為當時公派赴美學習核物理的5位青年學生之一。

研制原子彈，朱光亞沒有意見；但為了國民黨政府，他不情愿。糾結中，朱光亞向我黨地下組織征求意見并獲得同意后，才放下心理包袱，與李政道等人一同登上了前往舊金山的輪船。

赴美后，朱光亞來到密歇根大學學習。其間，他各科成績全是A，連續4年獲得獎學金，老師們都認為批閱他的卷子是一種享受。入學第二年，他還在國際著名科技期刊《物理評論》上發表了《符合測量方法：（I）β能譜》等兩篇文章，在早期核物理學科留下了中國人的探索足跡。

但無論國外的生活和科研條件多么優越，朱光亞內心深處的“鄉愁”始終揮之不去。1949年，當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剛剛獲得博士學位的朱光亞立即決定歸國。作為密歇根大學的中國留美學生會主席，他把北伐時“打倒列強”的歌填上“趕快回國”的詞，動員大家學成報國。同時，與同學多次以“留美科協”的名義，組織召開“新中國與科學工作者”“趕快組織起來回國去”等主題座談會，介紹國內情況，討論科學工作者在建設新中國中的作用。

1950年2月，美經濟合作署為了挽留人才，向朱光亞拋出橄欖枝。清貧如他，卻立即拒絕了對方的救濟，并搶在美對華實行全面封鎖之前，自籌經費，取道香港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動身前，朱光亞牽頭組織起草了著名的《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其中寫道：

“同學們，聽吧！祖國在向我們召喚，四萬萬五千萬的父老兄弟在向我們召喚，五千年的光輝在向我們召喚，我們的人民政府在向我們召喚！回去吧！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

包括他在內，52名回國留學人員在信上簽字。1950年3月18日，信件被《留美學生通訊》刊載，在全美中國學者中引起強烈反響。這些文字還傳到了英國和法國，令那里的留學生備受鼓舞，后來為我國核武器事業做出杰出貢獻的“兩彈一星”元勛程開甲等人，就是受此感召回到了祖國。

猶憶朱光亞回國之初，我國國防科技建設尚處于準備階段。按照組織安排，他先在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又作為翻譯前往朝鮮戰場參與停戰談判，再到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培養國家急需的物理學人才……真正是“哪里需要哪里去”。但無論面對什么樣的工作，朱光亞總是全力以赴、毫無怨言——在經歷新舊兩個社會、東西方兩種價值觀的強烈對比后，他對黨和人民的熱愛已無以復加。

一生只做一件事

在錢三強的推薦下，1959年7月1日，年僅35歲的朱光亞走馬上任，出任九所副所長、核武器研究主要技術負責人。從此，他隱姓埋名數十年，在核武器這一關乎祖國命運的偉大工程最前沿，與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等科學家一起，在高原、深山、大漠的艱苦環境中組織攻關。

在當時的科技人才中，朱光亞的工作層次最高，也最有戰略性、全局性。20世紀60年代，我國核武器方面的重要文件基本都出自他手。在這些文件中，朱光亞科學地提出了爭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奮斗目標，明確論證了核試驗的“兩步走”戰略，對黨中央作出決策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隨后，他又高瞻遠矚，組織于敏等人攻破了氫彈難關。

然而，核武器研制不僅是一個科技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對此，朱光亞密切關注國際形勢的變化，為我國核武器研制賡續發展做了大量準備。

1963年7月，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簽訂《關于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條約》，暴露出有核國家妄圖通過禁止大氣層核試驗阻止他國發展核武器的陰謀。風雨欲來，朱光亞當機立斷，提出將核試驗轉入地下，并先后組織突破了相關核心技術，我國核武器研制工作得以繼續推進。

20世紀80年代，美、蘇又開始推動《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朱光亞意識到，核試驗難以長期進行下去，必須轉變思想，重新搶占機遇、贏得戰略主動。最終，我國于1996年7月28日完成最后一次核試驗，次日即宣布暫停核試驗。9月24日，我國第一批簽署《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為世界核軍備控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轉眼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朱光亞再次審時度勢、把握機會，在全球高科技飛速發展的大勢中，組織領導我國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的制訂和實施。他不但對具體項目的設立、研究內容與發展方向提出看法，而且直接負責航天技術領域和先進防御技術領域的領導工作，有力推動了國家戰略高科技的長期發展。

此外，他還參與指導了我國第一代近程、中程、遠程、洲際戰略核導彈和潛地核導彈，以及核潛艇的研制，組織領導了多次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發展戰略的制定。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他推動建起了中國第一座核電站——秦山核電站，并促進相關技術不斷開發……

正如朱光亞所說：“我這一輩子主要做的就這一件事——搞中國的核武器。”圍繞一個“核”字，他將畢生的心血獻給了祖國。而在從事秘密科研的數十年間，他“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為人們留下了一段又一段感人故事。

“朱光亞星”永遠閃亮

朱光亞獨特的人格魅力，來自于他嚴謹細致、追求真理的學者之風，也來自于他有勇有謀、沖鋒在前的大將之風。

早在核武器研制工作之初，朱光亞的認真負責便有口皆碑。在組織指導核試驗時，朱光亞更是事無巨細。1971年，一場驚心動魄的試驗險情，在他的提早準備、果斷抉擇下化險為夷。那一天，飛機需進行核彈空投，但飛行員嘗試了3次都沒能將彈體投出，更嚴重的是飛機燃料即將耗盡，必須馬上降落。現場的人員都緊張極了：一旦飛機墜落，或彈體在飛機著陸過程中受到大幅沖擊，核爆炸在所難免。萬幸的是，作為現場最高領導的朱光亞心中有數。按照預案，他指揮大家撤進防空洞，自己與幾位同志留下，指示駕駛員帶彈返航。最終，飛機和核彈都平安降落。據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院士杜祥琬回憶，落地時，彈體離地面只有10厘米。

平時，只要沒有其他工作安排，朱光亞總是守在核試驗一線。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科研人員需要對爆炸灰樣品進行測量。而當時的實驗條件很差，相關設備裝備能否抵御如此高劑量的輻射，誰也說不準，大家都做好了最壞的心理準備。到了正式操作的那天，工作人員驚奇地發現，朱光亞竟然也來到了實驗室，并且始終站在他們身后。中科院院士王乃彥回憶此事時不禁說：“他親臨現場，和我們一同置身在較大的輻射劑量場中，給我們以很大的鼓勵。”后來，朱光亞在指揮地下核試驗時，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也冒著污染和塌方的危險，鉆進坑道觀察現場。

這是怎樣的驚心動魄呀！但朱光亞從不提及。保密的要求、低調的作風，使他數十年如一日地遠離公眾視線，僅和少量親友聯系。即使在身份解密后，朱光亞也從不宣揚自己。1996年初，某出版社計劃出版一套國防科技科學家傳記叢書，朱光亞的名字自然在內。但在申報審批時，他抬筆就把自己的名字勾掉了。據中國工程院原秘書長葛能全回憶，一次，清華大學要為23位“兩彈一星”元勛出一本傳記，在這本數十萬字的書中，朱光亞只提交了一篇不到6000字的《原子彈綜述》，沒有一個地方專門寫自己。

2004年，朱光亞80歲生日時，為表彰他對我國科技事業做出的杰出貢獻，我國國家天文臺發現的、國際編號10388號小行星被命名為“朱光亞星”。在命名儀式上，他也只是淡淡地說：“以我的名字命名一顆小行星，我很不敢當……我個人只是集體中的一員，做了一些工作。”

如今，朱光亞已經離世10年。人們追憶他時，常會提起俄國詩人普希金的一首詩：

“我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在通往那兒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長。”

是啊，有些人即使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們的精神仍然永存。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