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更是確保黨的事業薪火相傳的重要力量。在黨的革命歷程中，青年工作與保密工作始終緊密相聯，激蕩出一代代青年工作者和青年黨員的隱蔽戰線傳奇。其中，安吳青訓班的往事值得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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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吳青訓班（以下簡稱青訓班）被譽為“中國革命青年的搖籃，青年運動史上的豐碑”，是全面抗日戰爭初期，黨為了適應抗戰需要和廣大愛國青年抗日救國需要，由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出面，于1937年10月在陜西涇陽縣安吳堡創辦的一所戰時青年干部學校，主要作用是培訓全國各地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愛國青年。

開班短短兩年時間里，青訓班辦學14期，培養學員12000多名。這些學員大多參加了抗日救亡斗爭，組織推動抗日青年統一戰線，為中國青年運動譜寫了光輝篇章。還有部分學員畢業后被派往國統區從事隱蔽戰線工作，為黨的地下工作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這里學習工作過的胡喬木、馮文彬、史洛文、孫敬文、張午、羅毅等人，還在新中國成立后走上了重要的領導崗位。這些成績的取得，和青訓班黨組織及上級領導融合發展青年工作和保密工作的做法不可分割。

 統戰“來者不拒”

根據毛主席“青訓班應該是來多少收多少，來者不拒”的指示，青訓班敞開大門，充分利用西安是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區域、能夠廣泛接觸各地各類要求抗戰的青年這一優勢，不僅大批接收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介紹來的愛國青年，還在《新華日報》上公開刊登了招生簡章。

面對青訓班的開放，國民黨方面卻認為找到了機會，接連派特務打入青訓班進行竊密、破壞活動。史料記載，每期青訓班都會接收約30名國民黨軍官士兵、黨部委員，破壞分子就隱藏其中。1938年的一份青訓班組織工作文件中也曾這樣記錄：青訓班六連來了很多上海人，這里面有國民黨派來的一些CC分子，常常破壞學校紀律，罵人、打人，不上課，罵指導員。

到了1938年后期，涇陽地方反動勢力更是不斷對安吳堡進行偵察搗亂，還在附近設立了秘密監視點。因為一些青訓班學員是來自大城市的知識分子，有懷表、手表，國民黨特務就裝扮成修表的手藝人，用閑聊的方式套取情報。學生到小吃攤吃東西時，特務也總湊上來鬼鬼祟祟地探聽消息。此外，國民黨還在附近新辦了一些國民小學，在當地農村青年中進行所謂的“三民主義”宣傳教育，挑撥青年起來反對共產黨。

而青訓班的學員成分本身也非常復雜。正如1938年馮文彬、胡喬木所說：“同學多了，同學的成分尤其復雜了；現在我們同學里面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一字不識的文盲，還有留學生，有產業工人，有貧農，有店東，有小販，有軍官士兵，有黨部委員，有工程師，有國術家，有和尚居士，有蒙古人，有漢人，有苗人，有暹羅、安南、緬甸、馬來、南洋群島和菲律賓的華僑。”

面對這樣的局面，青訓班總支部委員會（以下簡稱總支委）要求把警覺性的問題提到每個同志面前，要求支部工作“保證秘密條例”。他們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爭取國民黨干部的同時，著手強化保密工作、搜集特務破壞校規行為的證據。“既團結又斗爭”的結果就是：青訓班六連的幾個國民黨黨員在經過幾次批評與說服以后，也不得不承認青訓班當局態度是誠懇的。

 工作開放，組織保密

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保密性強成為青訓班黨組織工作的鮮明特點。

首先，青訓班的黨組織在學生中是絕對秘密的。在秘密建立總支委的同時，青訓班在各連隊組建黨支部，連隊指導員、隊長絕大部分是我黨黨員，但他們只以行政干部面目出現，不以組織身份出現；同時，各連隊黨員之間不發生橫向聯系。1938年10月后，還在連隊專設協理員（實際為黨支部書記），負責黨的工作；在各連隊設立黨的小組，但小組之間也規定不能發生橫向聯系。

在為陜西省委代培干部時，青訓班規定，是黨員的由省委寫秘密小條子帶來，并把他們編在一起，對外也進行保密。對此，陜西省委持肯定態度，在總結青訓班第五、六期工作時特意提到：青訓班“舉行秘密工作檢查”“對個別疏忽及遺失重要文件同志進行紀律及全體同志之警告”“秘密文件集中”，在秘密工作方面成績顯著。

在上黨課時，總支委也十分注意保密。因為黨組織是秘密的，黨員不公開，黨員之間也不能見面，所以黨課全部在黑夜進行。由支部書記、總支通訊員把黨員秘密引入暗室后，大家席地而坐，不許吸煙、說話。人到齊了，教員就在門口講課。為使教員能看清講課提綱，放一盞馬燈或蠟燭在門外。講完課后，把燈熄滅，大家再分頭散去。有時，青訓班甚至采取講課人站在樓梯口上不露面、只大聲地講的方式進行黨課教育。此外，總支委召開黨員大會傳達中央文件，也是在暗室中進行。

 秘密壯大組織力量

1938年3月，青訓班黨總支積極貫徹黨中央關于發展知識分子入黨的決定，加強了對學生積極分子的考察、培養工作，開始大批秘密發展黨員。后任陜西省委書記的章澤以及后任中央黨校理論部主任的葉方就是在青訓班秘密入黨的。

總支委非常注意對新黨員進行保密教育。新黨員入黨時要秘密舉行莊嚴肅穆的儀式，但每批只能一至兩人，由介紹人帶領參加。總支負責人主持宣誓儀式，墻上掛黨旗，設有領袖像。宣誓誓詞為：服從黨的組織，積極為黨工作，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永不叛黨等。總支委還要求，新黨員不準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單線和指導員聯系，也不能將自己的身份向別人暴露，不編小組。

同時，青訓班成立地下印刷廠，秘密印刷黨的刊物，進一步擴大黨的影響力。

1938年冬，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在西安逮捕共產黨人后，陜西省委機關被迫轉移到涇陽縣云陽鎮，機關刊物《西北周刊》也暫時停刊。為使該刊繼續出版發行，1939年1月，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第15師云陽留守處”名義活動的陜西省委和青訓班共同研究決定，在陜甘寧邊區關中地區的淳耀縣（今淳化、耀縣的一部分）前頭村秘密組建一個印刷廠，取名青年印刷廠。

青訓班指派王元一、秦一飛、韓志平3人負責籌建工作。王元一等人遂以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身份，在地下黨組織幫助下，秘密購入了對開鉛印機、銅模等設備，藏在馬車車廂下面運回印刷廠。

隨后，黨組織又從西安調地下黨員劉玉生（又名陸明）等，從青訓班調姚文田、李慶宏等到印刷廠工作。據李慶宏回憶，1939年春，正在開荒種田的自己和姚文田等人，被連指導員找到談話：“現在要調你們到一個秘密單位去工作，你們不要告訴任何人，今天下午就走。”談完話后，李慶宏等捆好自己的行李，跟著一位同志，翻過幾道山溝，來到一個村子里。走進一間普通民房后，領李慶宏來的同志才說：“今后，你們就在這里工作——這就是我們黨要建立的一個秘密印刷廠。”

1939年6月，青年印刷廠正式建成，并印出第一期《中國青年》。此后，革命環境愈加險惡、條件愈加艱苦，但青年印刷廠仍然堅持運轉，排印的書刊不僅有西北青救會和陜西省委編印的刊物和圖書，還出版了延安的一些圖書，翻印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斯大林的《列寧主義概論》和馮文彬的《中國青年運動的新方向》等。直到1940年4月，青年印刷廠隨青訓班遷到延安，與中央印刷廠合并后，才算完成了歷史使命。

總而言之，正是依托一系列重要而隱秘的工作，安吳青訓班的各項任務才能順利進行。后來，該班學員“在魯西、皖北、豫北、晉南、晉西、晉東、冀中各地正規軍和游擊隊里，在華中、華南的群眾工作里，在若干高級的軍事政治學校和若干地方政府里，大多數都能表現出任勞任怨、視死如歸的犧牲奮斗精神，大大博得了全國上下的贊許”。保密，也成為他們中許多人一生的守則。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1年第9期）